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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农业自然经济模式有密切联系。早在新石器时代，华夏先民就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。农业生活不仅培育了家园感、故乡情，而且最易引发对自然环境的亲和感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，还包含以农为本的生产生活顺应自然节律、保护自然环境、维护生态平衡的思想。中国很早就有“虞”“衡”等机构，专门负责山林川泽的管理优越会，规定春季禁止伐木采樵、在动物繁殖期间禁止捕杀鸟兽等。

西方许多环境哲学家在分析环境危机的思想与文化原因、探寻环境哲学智慧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时优越会，都不约而同地趋向认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。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、人与自然同根同源又有序列差别的思想，被西方学者概括为“在自然之中生存”的合理生态思维。中华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在这方面的确也可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，有助于人们从新的视角看待自然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弘扬崇尚自然的思想，有助于为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。

王国良：仁义是儒家文化基本价值观。“仁”的基本内涵是普遍关爱人类，并延伸到对自然万物的一体关照。“樊迟问仁，子曰‘爱人’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，平等爱人可说是仁的基本含义。“义”的基本内涵是“适宜”，延伸为恰当、公平、公正，孔子说“君子义以为上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，儒家判断是非有一个标准，即“义以为上”，见利应该思义，义就是适宜正当的行为。

西方基督教教义有“博爱”精神，基本可以概括为爱上帝、爱自己、爱他人。“博爱”精神中“爱他人”的方面，有许多说教与中国“仁爱”内涵相近相通。博爱精神在协调、沟通、融洽人际感情方面，本来应该显示出巨大的存在价值，对群体行为规范和社会公德之形成，乃至于合理的国际秩序之建立，也应发挥积极有效作用。但最近三十年来，西方宣扬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市场经济、全球化的“普世价值”，“博爱精神”在西方的价值世界中被忽视了。

王国良：天下主义，或者说世界主义主张破除种族、宗教、国家的界限，以达成天下的和平与世界秩序的建立。天下主义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，当时许多思想家都不以种族、国家为念，而是着眼于全天下而提出政治理想、思想学说，并以安定天下、引导天下从无序走向有序为己任。天下主义通过《易传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春秋·公羊传》的阐释而成为系统的文化主义原理，对后世思想文化观念的建构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
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，是天下主义的当代表现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，是主张所有国家主权一律平等，在此基础上推动各国权利平等、机会平等、规则平等。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，就是主张要确保各国都能在多极体系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，都能在遵守国际法前提下发挥应有的作用，确保世界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。

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，都根植于亲仁善邻、讲信修睦、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都彰显了中国外交自信自立、坚持正义、扶弱扬善的精神风骨，都展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，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、弘扬、升华。从天下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。(完)